她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个看病问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这是个社会道德底线问题，是一种社会疾病。

所以向上提建议，下最大决心、拿出巨额财政收入，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并再三申明，这是最低级的、最基本的、最应该马上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往前走。

有个手术室的医生跟万慧来：

“有的病人家属候在医院走廊里，瞅见我走过来，就往我白大衣口袋里，塞个东西扭头就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塞的是什么，人早就没影儿了。”

他叹了口气：

“我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无非是希望医生能尽力做好手术。但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医生，病人将生命托付给我，我自然会尽力做好每一台手术，这与红包无关。”

万慧来点点头，表示有同福

“对我来，患者家属每送一个红包，就是在给我“添一次麻烦”，因为每收一个红包，我就必然得往住院处跑一趟，耽误的时间也不少。为了拒绝红包，我还会“威胁”病人家属：“你把钱拿走，不然我就不做这手术了。”

万慧来知道这位医生的的手术每周都安排得很满。

在他看来，时间不是人们常的“时间就是金钱”，而是“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能让病人少一份痛苦。”他。

万慧来：

“你们科有时一个手术下来就得10多个时，连正常吃饭、作息的时间都不能保证。采我记得你们科的人过一件事。”

“我什么？”

“你才做完手术，想在办公室休息，可刚躺下一会儿，隐约感到有人敲门。开门后，值班护士带着歉意：平时敲门您一下子就醒了，今我敲了三分钟您才醒，看来您是太累太困了，又来了个病号，还要请您去处理一下。”

“所以我经常给病人家属：‘你们不要给我送红包，这是在给我添麻烦，我的时间太紧张了，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他笑着：

“拿着红包，我就得惦记着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该出院了，我得赶在病人出院前把钱送到住院处。”

万慧来感慨的：

“感同身受，十分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心声，我会代为向上传递。”

几个月脱离科里的医护工作，投身到这样的现象调查和反思中，万慧来觉得一个人思索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