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也是俞大明的幸运！

国共两党相争，华夏兄弟相残，是整个民族之痛，无情的战火使得同胞的尸骨遍野、家庭破碎，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愿意直面的惨状。

俞大明做为一名通讯员，没有机会亲自手刃过敌对那一方的任何一员，但他自己倒是挂了点彩。

在猫着身沿着低矮的渠坝匆匆疾行时，一颗流弹擦过他的耳旁，顺便削掉了他的半个耳垂。俞大明分不清这颗子弹是否就来自自己的革命队伍，但他不能将这种事轻易说出口。在捂着淌血的耳朵狂奔了几里路后，终于把福宁人民革命政府的文件送到了目的地。同一时间，也因失血过多瘫软在地上。

俞大明光荣地成为一名活着的英雄!

但他的革命生涯引领者何胥陶却真的死了。

早在海上归隐回来没多久，他就被保安队逮捕，并被枪杀于福宁县城南门外利桥尾，头颅被割下挂在县坪脚下的“久乐天”菜馆楼角。

俞大明在听闻何胥陶死去的那天，特地买了几块光饼，对着长空献祭完后，就着泪，一口一口地啃完了它们。然后对自己说:“这辈子我只忠诚于您的革命事业！”

1949年新政权诞生的时刻来临时，俞大明虽然年龄不大，但由于经历了抗日和解放战争，最重要的是有过流血的英雄史，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名革命资历不浅的员，在当地新政府的政府机构组织部中担任了干事一职，是新中国地方政府部门里的最年轻的一名国家干部。他正儿八经地吃上了公家饭。

俞大明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他拥有足够的学习劲头，可他的文化知识水平依然有限，而一口普通话绝对操出了福宁人特有的水准，不仅仅让人嗅到了浓浓的蕃薯味，更直接混杂着一些可爱的福宁地方话。

最初的福宁县人民政府各部门中，不乏有许多南征北战之士，他们大部份都是来自异乡的革命同志，其中一部份是迄今依然受到敬仰的“南下干部“。俞大明跟这些老前辈们的工作交流，有时就显得颇为吃力。

但我们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成果，当家做主的也是一群无产者，这么些忙于革命的无产者哪有机会学习文化，俞大明在政府部门里并不是没有文化者的全部，不过只是其一，而他凭着最年轻的优势，独得老干部们的偏爱，他在职场中亦如鱼得水般的酣畅。

一九五零年的时候，福宁县土改工作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