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汇合到一起，在洋人中便引发了一种要求修约的强烈冲动。

1854年，三国公使建议讨论修约问题，两广总督叶琛态度强横，断然拒绝，称全无必要。

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广州说动叶琛，也没能在上海成功谈判，遂于1854年十月北上寻求满意的答复。

在大沽，他们没有获得直隶总督的接见，只得到了一个次等官员的接待。

两位公使遂提出修订税率、在北京设使节、开放天津、获得在内地购置地产之权、鸦片进口合法化、废除内地厘金等要求，而朝廷则斥责这些要求毫无道理，责令公使返回广州。

1856年，三国公使再次提出修约要求。

朝廷告知可允许作一些合理的小变动，但重大条款不予考虑，以免万年和约（《南京条约》）失去其意义。

然而，叶琛却顽固地拒绝谈判，即使细小变通也不容许，他坚称“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进一尺”。

美国特使白伽不愿退让，于是独自试图前往北京。可在上海，中国人阻止了他继续北上的努力。

在这种状况下，西方诸国尤其是英国逐渐有些不耐烦了，包龄也向伦敦报称，需要用火炮和战舰才能扩展和改善中英两国的关系。

而此次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便是1856年九月初的“亚罗号事件”。

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于黄埔处。

“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上面装备了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且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而陈顺达便是当中的一员。

船主实为香港华商方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