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赵某一只是打开袋子瞟了几眼，就撕下一页纸写了收据。

把收据递给送款人的时候，他还故意说：“没事，你们办事认真负责，谁还能信不过？”

翌日，几个外出公干的行长回来了。

他们得知有这样一笔巨大的支出，就给“某某”办公室打电话，询问该怎么入账。

没想到，“某某”办公室的回复却叫几个行长惊诧万分：“赵某一同志查无此人，且'小王'并未批过这笔钱。”

很快，市局的同志接到报案，有骗子伪造“某某”的亲笔签名批文，从银行骗走了巨款20万现金！

“某某”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特意交付部里督办，限期破案。

刘之野当时就心想：“好家伙，这个'赵某一'究竟是何方神圣，竟敢打着'某某'的旗号这样骗钱？”

部里下了死命令必须限期破案，市局从各部门抽调精英共同参与破案，刘之野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案子本就难度非常大，而且给的破案时间有限，又增加了破案难度。

那年头可没有录像监控，也没有什么联网大数据，银行报案以后，市局手里只有四件犯罪分子留下的线索：

ZW院各部使用的大信封一个，伪造的“某领导”亲笔批文一张，伪造的“领导”办公室介绍信一封，“赵某一”手写的收据一张。

市局技术人员将这四件关键证物取回，连夜进行分析。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四张纸上的手写字迹，虽然字体不同、风格迥异，但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出自一人之手。

鉴定结果显示，这所谓的“某领导”的亲笔签名，也不过是这个自称“赵某一”的犯罪分子所仿冒的。

毋庸置疑，这个犯罪分子必然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熟悉公文写作的格式。

随着研究分析的深入，从这四件证物上，刘之野他们专案组又发现了许多信息：

大信封不是仿造的，而是1959年印制的，但并非全新，而是被犯罪分子用刀片刮除过旧的字迹，封口处也存在二次密封的痕迹。

伪造的“某领导”办公室介绍信，上面的公文是犯罪分子用钢板和蜡纸、印油自己印制的，并非是印刷厂机器印刷的；

上面的公章，则是犯罪分子用彩笔自己勾描出来的。

这两处，仔细比对正品，能够看出粗糙许多。

虽然公安的技术骨干能够轻松甄别为假冒，但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分辨，还是难以区分，这也就给了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很快，犯罪分子使用的油墨和纸张的种类也被鉴定出来，市局的同志们开始在燕京各地采购样品用于比对分析。

不过这些纸张和油墨购买人数众多，并不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那张伪造“某某”签名的批文，用的却是货真价实的各部常用公务用纸。

这张纸是八开大小，中间对折有两条短横相连，左右各是红色的15横格。

不过这种公务使用的稿纸，各部委并未统一，专案组只能让各部提供所用的纸张样品，逐一比对证物上的特征，最终确认：犯罪分子所用的纸张，来源于贸易部！

4月2日下午，专案组派遣专人抵达贸易部。

在大房间里，贸易部的保卫处工作人员，已经把所有公职人员的档案袋拿来，供专案组的同志们翻阅。

一夜的工作之后，喜出望外地发现，一个名叫“高卓”的人，他的档案袋中出现了“赵某一”的名字！

专案组的同志们多次翻看高卓的档案，越来越觉得此人大有嫌疑！

高卓生于1924年，年轻的时候曾经加入过“果子党三清团”，还混过一段时间的帮会。

1948年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

眼看全国解放是大势所趋，他又报考了我军开办的大学。

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某军区卫生所工作。

不久之后，朝战爆发，部队抓紧时间整编开赴北朝。

高倬与卫生所的一个同事李国昌畏战怕死，相约请假回家。

本来没有上级批准，这两个是没法回去，但是高卓给自己和李国昌两人伪造了过路条，李国昌的那份过路条就使用的假名字“赵某一”。

高卓因为战前开小差的事情，背了处分，这件事情也写入了档案中。

后来，因为他诚恳认错检讨，而且文化水平确实较高，很快又在贸易部找到了工作岗位。

全贸易部上上下下的职员，只有这个高卓档案里出现了“赵某一”3个字，岂不是不打自招？

笔迹鉴定的专家，当场比对了高卓的字迹和犯罪嫌疑人的字迹，认为单从字迹上看，八九不离十，就是他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