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难道不正是由这一个个鲜活的“一人”所组成的吗？

百姓的生命，难道就真的不如官员的前程重要吗？

平日里，捕快们习惯冤枉几个“老混子”平息事态，交出一份让上级官吏与百姓都“满意”的答卷，实则后患无穷。

它不仅让真凶逍遥法外，在暗中嘲笑着帝国的无能，更是在腐蚀着帝国的根基。

短期来看，危害似乎不大。

可久而久之，官府的底线便被一再试探，律法的尊严荡然无存，只会助长罪恶的嚣张气焰。

更可怕的是，当体系内的官员，从上到下都对冤案视而不见时，一种“作恶的惯性”便会形成。

今天，他们能为了所谓的“大局”牺牲一个“老混子”。

明天，他们就能为了同样的大局，牺牲任何一个挡了路的无辜百姓。

当“大局”成为可以随意牺牲个体的借口时，那么为了“大局”，天下便再无不可冤之人！

沈墨之所以对一条人命如此麻木，正是因为他身为一省臬台，见过了太多被“大局”所牺牲的冤魂，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故而，在他看来，席云琅的命不重要。

他根本不会因为席云琅无辜冤死而良心不安

朱允熥心中暗暗想着。

“律法，应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既要有雷霆手段惩戒罪恶，更要有春风化雨的规则去引导和约束。”

“如今这套制度，等于是逼着大明的官员，用百姓的性命和自己的前程，去进行一场豪赌！”

赢了，官运亨通；输了，便是万劫不复。

在这样的体系里，人人自危，人人都会优先选择“自保”。

而“自保”的最佳手段，便是“文过饰非，层层加码”。

一套良性的制度，应当如同一条稳固的河道。它既能约束河水（权力），不使其泛滥，也能保护河道本身（官吏），不被洪水冲垮。

它给予的，应当是一条清晰、安全、可依循的路径，而非一步走错，便粉身碎骨的悬崖。

“重要命案必破”，初衷是好的。

但必须承认，人力有时而穷。

强行要求所有案件必须侦破，本身便违背了“事有难易，人有穷尽”的客观之理。

在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下，为了免于责罚，地方官吏除了制造冤案，别无他法。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建立一个分级响应机制。

地方无法侦破的案件，便由上级官府衙门调集更多资源介入，而不是一味地逼迫和惩罚。

对于地方官府衙门，可以有一个破案率高低的考核，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依据。

但同时要求，破案必须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

否则，其引发的后果，比没有破案更糟糕。

事实上，一个地方可能维持很高的破案率，比如说大于百分之九十，或者更高。

但不可能所有案件都百分之百侦破。

能侦破绝大部分，已经足以震慑不法之徒了。

此外，大明律严苛，于“惩”之一道，可谓极致。

然则，“防”永远重于“惩”。

与其在决堤之后费万钧之力去堵塞，远不如在堤坝出现第一道裂缝时便及时修补。

对官员的惩处亦是同理。

若小错与大罪一概而论，皆施以重典，那官员一旦犯下小错，便会因为恐惧而拼命掩盖。

其后果，便是如滚雪球一般，将小错捂成大案，最终无可挽回。

这就好比将盗窃一两银子也判为死罪，那盗贼为了不被发现，必然会选择杀人灭口，因为“偷”与“杀”的罪责已无分别。

大明律法重惩犯错的官员，亦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想到此处，朱允熥沉声下令：

“传朕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