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方才所说，我们新华六成多的工厂产品，靠走私渠道销往西属美洲以及间接输往欧洲，小到玻璃器皿、缝衣针，大到铁锭金属，都是西班牙所需的硬通货。现在战争爆发，这条贸易‘生命线’就彻底断了。”

“工贸部那边的数据显示，国内百余家大小工厂的平均开工率从去年冲突前的满负荷运转，骤降到如今的50%。这就是经济学说的‘出口需求坍塌’，海外出口这块直接被砍了大半，工厂的机器即使转起来，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库存堆得比码头的货栈还高，机械加工厂的铁器、五金、纺织厂的呢绒、布匹，还有各地贸易站收集的皮毛，都快堆到仓库外了。”

郑立辉小心地问道：“既然卖不出去，不能让工厂减产甚至暂时停工吗？至少能减少原料浪费和人工成本。”

“减产能就是减就业。”邓智宸摇了摇头，“现在仅始兴就有近千名工人没活干，其他地方如分州（今纳奈莫）、广丰（今萨尼奇市）、顺德（今温哥华市）等地的情况估计也差不多。再减产，这些失去收入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立刻就会成为需要政府全额救济的对象，反而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这是‘资源闲置’的死循环，机器闲着、工人闲着、产品积压，可咱们前期花在工厂建设上的巨大成本，以及工厂维持最低运转的日常费用，却一分都收不回来。”

“刚才我也粗略提到了，国内的有效需求本身就严重不足，使得内部消费市场极度不振。老百姓不是不想买，绝大多数是没能力买，或者骨子里深植的勤俭储蓄心理让他们不愿、也不敢进行非必要消费。”

“毕竟，咱们新华说到底还是一个以农业和移民拓殖为基础的小国寡民经济体。所以，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里，出口垮了，消费又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就像一辆马车同时坏了两个轮子，光靠政府投资这一个轮子，怎么跑都动不了，而且难以持久。”

“贸易断了一大截，生产严重受制约，那么我们的财政便出现了严重的收支倒挂。巨大的赤字风险与潜在的通胀隐忧，正在威胁我们本就脆弱而稚嫩的经济体系。老郑说我们有金矿，可以多铸金银货币，以此来补充财政，扩大政府投资。这个想法看似直接，但隐患极大。”

“我要告诉你的是，金银货币也不是‘印出来就有用’的。经济学里有个经典理论叫‘货币数量论’，其核心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市场上的货币总量乘以它的流通速度，恒等于社会商品总量乘以一般物价水平。”

“如果短期内，咱们铸的新钱投入市场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实际增长量，那么每一块钱所能买到的东西就会变少，钱就会‘不值钱’，哪怕它本身是金银铸的，其实际购买力也会下降。”

“历史上就有鲜活的教训。过去一百多年里，欧洲爆发的所谓‘价格革命’，就是因为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了巨量的金银输入欧洲本土，导致货币总量急剧增加，而商品生产增速跟不上，结果引发了欧洲各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而普遍的物价飞涨。”

“如果我们新华现在也这样做，急于将金矿里新挖出的黄金不加调控地直接投入市场，就我们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商品生产能力又因市场萎缩而受限的微小经济体量，根本撑不住这种冲击，后果可能比当年的欧洲更剧烈。”

“比如，去年一斤面粉1个铜板，今年可能要10个，这就是恶性‘通胀’。老百姓手里的钱变毛了，反而会更不敢花，经济只会更糟。退一步说，就算咱们谨慎铸币，还有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钱未必能有效地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邓智宸说着，朝两人报以一丝疲惫的苦笑，然后继续说道：“在战前经济健康时期，市场上的货币流动链条是比较顺畅的：政府铸造货币，主要通过支付政府采购（向工厂订货）、发放军饷和公务员工资等形式投入到市场；工人、士兵、商人拿到钱后，去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商品和服务；工厂卖出货物，收回资金，支付原料和工资，进而扩大生产，雇佣更多工人……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但现在，突然间少了美洲数百万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欧洲更大的间接市场，这就导致我们的工厂一时间卖不出货，不敢要政府的钱扩产。工厂一旦无法开动起来，那么拥有直接消费能力的工人必然深受影响，而士兵都在打仗，军饷也大多存起来，不敢花，钱就堵在‘政府到工厂’这一步，流不到老百姓手里，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再多发货币也没用，这叫‘货币传导失灵’。”

“老邓，你既然把问题说透了，那如何破局，应该心里有成算吧？”李良不动声色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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