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铃木晴子给的文件里见过原件，连“武德”二字的片假名拼写错误都如出一辙。

散会后，马义隆晃着折扇跟到何忠良桌边：“佟科长，今晚‘得月台’有场‘私人雅集’，几个‘国府’笔杆子都去，聊聊诗词歌赋，顺带……”

他掏出一张印着梅花暗纹的名片：“听说重庆方面最近托人带了些‘新玩意儿’来。”

何忠良指尖摩挲着名片边缘的褪色梅花，不动声色地将名片推回去：“不巧，内子偶感风寒，得回去照料。”

马义隆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旋即又堆起来：“那太可惜了，下次定要补上！”

在汪伪教育部社会教育处任职的日子，何忠良过得小心翼翼。

他每天按时上下班，认真“审查”那些充满奴化思想的剧本和活动计划，偶尔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修改意见”，既不违背自己的原则，又不让马义隆等人抓住把柄。

马义隆对他似乎越来越“信任”，经常拉着他去喝酒、甚至逛窑子，何忠良总是找借口推脱，实在推脱不掉，就让程沐岚直接杀到办公室，强行接他回家，其他场合也只是逢场作戏，从不真正融入他们的圈子。

他知道，这些人看似热情，实则处处监视着他，一旦露出破绽，后果不堪设想。

程沐岚在住处也没闲着，她每天看似洗衣做饭，帮何忠良打理家事，实际上经常悄悄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有时候信号好，还能监听南京城内的一些秘密通讯。

“先生。”一天晚上，程沐岚担心地对何忠良说，“我监听了你们处‘特殊事务科’的几段通讯对话，发现他们最近在追查一个‘抗日地下组织’，好像叫‘铁血锄奸团’，已经抓了好几个人了。”

何忠良眉头一皱：“铁血锄奸团？我在新京的时候听说过，是一些爱国青年自发组织的，专门暗杀汉奸和日本鬼子。他们怎么会在南京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