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60-69

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怕以后被清算,出了国门逍遥快活去了,许多男人走上了或偷或抢或骗的偏门死门,而家有幼小的孩子的女人走向了娼门,依着门框生活着,但愿可怜的孩子不会重复她们悲伤的命运。

面对天灾或人祸,又或者是天灾加人祸的*****般的不可抗拒性,我们不应该麻林地歌颂苦难。苦难毫无意义,除了躲不过、熬不住消失的那一大部份,幸存者的我们在苦难中坚持下去的信念才使苦难变得有些意义。

谁要是歌讼苦难,我就只想骂他八辈祖宗!

就像多年以后我的好朋友加同学李常宝跟我说:“哦,你虽然吃了些苦,但是你也获得了经验了,不是吗?”

“放屁!你T妈才想获得经验。”

记得当初在校期间,我问宁春光说:“他为什么起了个这么个名字?”

他说:“他爸姓李,她妈姓常,在父母心里他是李、常家的宝,所以叫李常宝!”

不要惩罚自己(六十六)

他本人也父母羽翼的经营下,不用自己买房,不用自己找工作,连老婆都是父母介绍的,他当然不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身后空荡荡的是什么感觉?在泥坑里、血水里经过怎样的不眠夜?一次次崩溃,一次次自愈。

他只是羡慕你比他自在且成熟。他唯一值得能炫耀的,只是他不知道凭什么能当上副处的老婆。他荣耀的半径就在这里头。

当然,我们这个社会还是男权社会。女人炫耀自己的老公无可厚非,可男人炫耀自己的老婆,这就让人有点儿不舒服,嗤之以鼻。

所以岁月能改变人心,当初特别好的朋友也会变成无法沟通的狗与蝴蝶。

可当时的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到学校报道的间隙,我们碰见了一个叫王小坛和宁春光的,还有一个叫姚磊的,我们互相打听着分数,就像女人攀比漂亮的羽毛一样。

王小坛打了524分,姚磊打了518分,宁春光也打了520多分,我心里特别的失落,像一只被斗败了的公鸡一样。

小坛长得比他爹还要老,我都不知道是他报道,还是他陪他爹报道,他爹又瘦又小,他是又高又壮。他爹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整个一精神小伙的状态。而他的胡子确比帽子下的头发还浓密,走起路来给人农民去种植自留地,脚下有根,十分沉稳的感觉。

后来我看了报道的黑板上说每年多交2500,而我认识的这三个人都不用交2500,心里异常的难过,跟我哥回头说:“不行,别念了!一年2500,四年就万把块钱,我什么时候才能攒够10,000呢?”心里是死灰般的泄气。

那是1997年,我爹内退了每个月才挣330块钱工资,我觉得因为我的成绩没有别人的高,差别收费,对这种歧视的感觉特别不舒服。

“这就像把钱仍在水坑一样!”气得我鼓鼓的脸越发的白了。

我哥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容易考上了,收费就收费吧,毕业证上,我问过了不区分。等毕业了好好干活,把钱再赚回来就行了。”

我赌气的说:“毕业了,能不能找下活干,还不知道呢?!”

他说:“你放心吧,我问了,学校毕业的一般都能找着工作,先走完这一步,下一步再说!”

“开学了,什么干部都不要当!只管好好学习就行!”

我愧疚的点头答应着,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让我当班长或者班干部,我拒绝的那么坚决的原因。

不要惩罚自己,你已经够好的了。(六十七)

后来我们相跟着一起从学校大门口出来,见门口挂了三块牌子,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山西财政会计学校,山西省财政干部学校。

后来班主任梁小妍,这个带的一双金丝边的小眼镜,有几份勾人魂魄的狐狸面相,个头偏低,长得和胡未花一样漂亮精明,但又比一般人更有气质的老师告诉我们:山西省财政会计学校就是我们自己报考学校,这属于中专学历,而山西省财政干部学校是成人教育,类似给成人渡金将来好往上升,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是专科学历。但对外我们就都是山西财专的,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同学们齐声呐喊着,回复:“知道了!”

而我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只顾贪婪着痴傻傻的看着班主任的脸,她太漂亮了,简直是我的梦中情人,我第一次体会到成年女性的魅力就是在这个女人身上。

我贪婪的用目光吸食着她的美貌容颜和身体,恨不得把她吞下去。

简直是….的感觉,如果老师下令用刀把校长捅死,我肯定是第一个跑出去的。

老师见我目光灼灼地看着她,在班里来来回回踱步期间,也频频点头向我示好。

好想让班主任的老公马上离了婚,这样我就有机会和老师日夜在一起永不分离了,但转念一想,我不想让她有不如别人被人抛弃的感觉而伤心,最好是她老公的得急病死了,这样起初得知恶号的老师虽然难过几天,但终究可以缓过来,我们也不用买新的房子,我就可以和老师住在学校西边的老师住宅区里的三层旧楼房里相亲相爱的无声无息的过下去,把她的孩子看成是我们共同的孩子,连父母哥姐都可以不联系。

亲爱的老师,虽然遇到你,不是在你最年轻的最好的年华,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只有16岁的青年在脑海里已经下定决心有和你过完一生的感觉和心意。

后来我遇到老师总是红着脸躲开,只怕她一不小心看穿我的小心思,大骂我一顿后收回对我的好,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还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也许漂亮的女人,天生不缺,有人爱吧。

我和我哥为了剩下住宿费,按临行前我爸的交代,给我爹的表弟打了电话,他叫刘万福。

我哥内向不敢打,我拿起了电话,厚颜无耻无知的说:“你能不能开车或者坐车来接我们呢?我们不认识路。”

他说:“你到下元,坐上七路车到西山矿下就行了。”

我嘴里说的:“好的!”心里却很不舒服,小心眼的觉得人家不是特别欢迎我们,我说:“要不别去了,在这附近找个住的地方吧。”

可我哥却坚决地说“去吧!咱们还能少一把住宿费呢,要不然钱都不够买车票的了。”

面临这最实际的困难,我无奈只能听我哥的。

我们往回走了两站地,到了下元车站买了两张票,一个人就要四块钱,坐着破破烂烂的七路中巴车,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 目的地离的市区太远了,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又40分钟才到了西山矿务局。

下了班车后,我还跟我哥说:“怎么样办?在这荒山野岭的,连个电话也没有,找不见了可就完了。”

我哥却说:“别慌,一定能找见的!都打过电话了。”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远方有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摆动着一个友好的大手在招呼我们过去。

我飞奔过去,哥哥在后面喊:“小心!慢点过马路!”我才及时停下,一辆拉煤车鸣得响亮的气动喇叭,喷涌着白气呼啸而过,仿佛很生气的样子,我仿佛看见司机在驾驶蒌里气愤的骂着脏话。

随后我走到的他这个巨人的身边,耐心的等待着哥哥,过了马路。

我们就像小船到了港湾一样,踏实、安心。

走在路上,我还很怕他们一家人瞧不起我们这混吃混喝混住的兄弟俩,给我们俩甩脸子可怎么办呀?那样我们也只能干忍着。

可令人庆幸的是,他和他的老婆都是特别的憨厚,特别的大气,特别的热情。几次三番的让我们吃这吃那,我毫不客气地吃了四个馒头后,他老婆还问我:“吃饱没?”还想让我再吃一个。

我笑着说:“我真的吃饱了,这是这几天我吃的最饱的一顿了。”她才把主动拿起来的馒头又放下。

她说:“吃的不好,但是一定要吃饱。”

我说:“吃的很好,真的还好!谢谢谢谢。”一时也误不住的道谢。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招待我们的饭菜,有一个龙须菜,还有一个火腿肠,那是我在太原吃到第一顿饱饭,这两位素未谋面的远房亲戚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温暖,谢谢你们!

是的,在冰冷荒芜的世界也不要怕,只要有了人,有了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和温暖,一切就显得无比的亲切了起来。

这时候我想起了路遥他老人写的《平凡的世界》孙少平一个人在大亚湾煤矿安顿下来的感觉。踏实、亲切、陌生。

多年未见,愿您们一切安好吧!

不要惩罚自己(六十八)

想起这两口子每次都是心暖暖的,对我们真不错的,我七八年后再见面时他已经从太原回到村里开了一个养鸡场,空气里飘散着浓郁黏稠的鸡粪味。我妈和他家长里短地拉着话,而我只能在一旁默默的站着。其实我心里很想说一些感谢的话或者亲呢的举动,但是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我爹在我生病期间出门,出的就是他爸爸的门,据我爸爸说,他这个舅舅对他特别好,老一辈还是比较看重亲戚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相帮着的往前走哩。

晚餐吃饱后,由他们的小儿子带领着我和我哥往住的地方走去,我哥他还不如炫耀的说:“怎么样?听我的都听对了吧!”

我说:“嗯,就是听你的听对了!”

他也满意的摇头晃动起来。

第二天我们去打招呼要辞行,结果大人上班去了不在家,我们就让他的孩子代为转达,告诉他们,我们走了,踏上了返回大同的旅程,谢谢他们的招待。

一路无话,我们很顺利地坐上了返回大同的火车。说起大同,我们其实不住在市里,我们的家在矿务局中央机场住,所以我们每次都在平旺站在下车,然后坐上公交车或中巴车再返回中央机厂。

说起公交车,有一次我和初中同学马宏茂的父母一起去市里头,那是上了中专以后,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站在车上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我怕自己被小偷偷了,不安地伸手一摸,右后屁股口袋空荡荡的,心想不知道是丢了还是被偷了?

仔细一看,二毛钱掉在了地上很晦气,两块钱估计肯定是让小偷偷走了,从地上肮肮脏脏捡起这二毛钱,觉得谁把我的两块二毛钱偷掏出来又不要零钱?真是一个肥的贼!

还是我自己忘了没有那么多钱,正在我回忆这两块钱是具体在哪里时?这个时候看见一个又高又壮的人拿自己的衣服盖着做掩护,伸出两根粗壮的手指去偷另外一个大娘篮子里的东西。

一股正气顶到我脑门上,我觉得这一车人肯定由于我的一眼精明,一声令下会把这个见不着阳光的贼扭送到正义化身的公安局去处理。

我伸手就去拍了这个又高又壮人的肩膀,大家都看见他伸向别人篮子里的两个指头停止在空中,这个人回过头来也楞在了原地,但其他人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一拥而上,反而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把头扭走了,我被迫陷于跟他两个人之间的对决,他看到众人的反应后回过神来,发现我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恼羞成怒啪的一巴掌打在我的右脑袋上,我的头被打得邦邦的疼,心底的火气又不敢发出来,因为我知道我瘦弱的胳膊,只要他用手就会把他撅舍了,为了避免更大的打击,我希望这一切赶紧过去,或者汽车突然到站开个缝让我逃走,不行,如果我一个人下车的话,他会下车把我打死的!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第二巴掌迎面上来,我硬着头皮准备接下这一打击,可马宏茂的父亲这个中年男人用他的抬起的胳膊挡住了这一击。那力量感像梦想中的父亲一样,我从未见过。

而我现实中的爹,会躲在乌龟壳里,每当我面临被欺负反抗时向他倾诉,他总是伤口上撒盐的一句话:“一个鼻斗不挨,挨两个逼斗!活该!!!”他狠狠的表情仿佛还要打上我一顿才能解恨。从来没有人给我做主,任凭不公正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我稚嫩的肩膀上,瑟瑟发抖。

在一次次打击中,身体发生了变化,在战斗还是该逃跑的选择中,我总是选择呆若木鸡。

那个贼怒目圆睁,准备连马宏茂的爸爸一起收拾,可这个时候恩人说话了:“哎,他小孩子不懂事,咱们都是大人,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他说的话既把对方当人看,又言之凿凿、正义凛然,对方也就不好意思再发作了,况且恩人是打铁的出生,长得也壮壮实实,估计身上有把子力气,刚才那一档,我分明看见这个贼有吃惊的表情。

我很感谢同学的爸爸在这个时候帮我挡住了接下来的巴掌,但那个被我拯救的那个中年妇女一切都看在眼里,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她甚至连拉架的想法都没有,只是远远的躲开了。

这种情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有的人的所做所为配得上她们的苦难。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并不像书上写得正义凛然的那样子,大家合伙起来抓住这个人人喊打的贼。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觉得你多管闲事,在挨打的时候,他们为了自己不受欺负,装聋作哑。一个连自己利益都不争取的民族,我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有有个著名的作家说过,我在为你们留血,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奋斗,而你们都拿的馒头等着蘸我的血。

直到我到站下车以前,这个贼又堂而皇之去偷别人了,事实摆在明面上了,人们也只是躲来躲去,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其实他明明可以抢这一车人的,恐怕他们连个屁也不敢放,可偏偏用偷的,也算给了这些人一些躲避的机会和起码的体面。

马红茂的爸爸陪着我下了车,说:“我怕那个人也下来,结果他没下来,你走吧,一会儿我们再另坐一趟车!”

我说:“谢谢您!”

他说:“以后别多管闲事了!出了事没人管你!”

我嘴里答应着“嗯!”不敢说话,因为我只要一张嘴,感激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我不想让恩人看见我的眼泪,从而不得不面对着尴尬的场景。等他回转身后,我的眼泪婆娑地砸在了平旺车站铺满黑色煤面的地上,留下来两个深坑。

鼻子酸酸的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切。

不要惩罚自己(六十九)

从此以后,我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1.不轻易介入别人的纷争,第二,锻炼身体使自己强壮起来,发生冲突时,想干谁就干谁,不需要再像这样退缩。

后来的隐忍只有一次,新荣煤运公司的财务科长老赵在饭局上硬逼女同事喝酒,因为我戳穿他下作的倒酒行为,他骂了我一句难听话,因为钱的事儿我忍了。后来我让人传话,他再敢骂我把他头打烂,不信试试。

后来面对老赵的主动示好,我也高高在上给他个热脸贴冷屁股的不理。算是一来一往,谁也不亏欠谁。

其实之前这些操性的人只是不分对错地欺负比他弱小的人。只要你够狠够有实力,他就会变成一张笑咪咪的狗脸,冲着你摇尾巴示好。

明白这个道理后,剩下的事儿是别人骂我就放下文凭和素质骂他八辈祖宗,比别人还狠,别人打算动手,我更迎上前只要他一挨我身,我就打算打死他,别人见我比他还凶狠,绝大多时候就退却了。

只要你够硬够狠,这个世界忽然变得温柔起来了。

后来就没见过谁敢再轻言慢待文质彬彬、礼貌热情的我,我一个冷脸眼神过去对方就知道该闭嘴了,否则,真撕破脸谁都不好看。

当你有实力,自顾自地活着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变得异常温柔了起来。

剩下等待时间开学的一个月,我过得浑浑噩噩,天天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打扑克,好无聊。

人就是这样,先前为了一个目标拼命学习的过程中,就盼望着能有一段像猪一样吃饱了就睡的生活,可这样毫无目的过了没多久,就又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了,好在这样无聊的生活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我们的家在机厂的最北面,以前最初在李红兵的房子里租住,李红兵天天打老婆,我们的父母亲多次劝过爱发酒疯的他,没喝酒吐跟正常人一样,喝了酒就变了性,漂亮的老婆他不疼,自然有厂里的大组长替他心疼,一开始我以为大组长是和毛**一样大的官,后来长大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后勤烧锅炉的组长,和我爸一样的工人身份,可工人也分成:工人、小组长、大组长的三个等级,小组长管两个工人,大组长管三个小组长。如果工厂是战场的话,也就是个上等列兵,带头流血带头冲锋,连个副科都算不上,股长也不是。而他这个大组长还是天天拿自己的工资给副科长煮方便面,煮了三个月换来的。

我爸爸最引以为豪的吹牛逼的一句话是:“什么样的当官的我没跟他吵过,啊?我都敢跟他见回合。我谁也不怕他!”

在个位数字的年龄,我以为他像老梁山好汉一样厉害,崇拜得很,但当我长大懂一些事的时候才知道,这只是他胆小懦弱,自私的自尊心在作祟。在一个体制里头,你不配合领导工作,想吃苦,就有永远吃不完的苦,连带着你孩子也活得苦。

大组长虽然长得好像傻大黑粗的,五短身材,鼻孔朝天,右眉毛上还有一颗黑痣却特别的心细,懂得心疼女人。每次给这个被窝里狠的丈夫伤害的家暴女人涂抹膏药时,总是嘴里轻轻地吹着气,还嘘寒问暖的问候,而鼻青脸肿的女人也被这股爱情的风吹得的浑身麻酥酥的,他用新买的蓝色方格子手绢,为这个女人轻柔的擦干眼泪时,自己的眼泪却不由自己的往下掉,女人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心疼她。

人心都是肉长的,渐渐的这个女人依靠上了大组长。

风言风语渐渐传到了李红兵的耳朵里,他提着菜刀杀到了锅炉房,却被众人劝退了。这些人们平常爱看的红火热闹是他们的娱乐活动,但真正遇到杀人的事儿,他们还是忍不下心来袖手旁观的,关键一刻来临时,都变得像菩萨一样发起善心来劝和。

两个人随即失了踪,而李红兵过起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

多年以后,我在武汉的一个火车站边走边吃热干面。热干面拌着麻将好吃是好吃,但有点噎人。

这个时候一个干巴的女人,主动送上了一杯热水,我喝完以后连声道谢,她说:“不用谢,2块钱!”说完之后,笑眯眯的等着我的回复。

我抬眼望去发现了这个人的眉眼之间为什么这么像李红兵的老婆,可什么原因使当年酷似刘晓庆富态的美少妇变成了一个干萝卜头,她头戴粉色的包头巾,背着一个丫丫学语的孩子,怀里头还有一个更小的,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七八岁的大女儿。

见我吃惊的愣在原地,没有动静,“给一块也行!”她以为我是嫌她趁火打劫要的钱多,其实我只是落在回忆的网中,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离这么近的音色让我非常确定,这就是当年人称豆腐西施的她。因为无论世界沧桑怎么变,一个人的音色是变不了的。就像我20年以后再见李俊杰由96斤变成196斤的时候,同样是远远的音色让我辨认出了他。

我想给她一张100,但后来想算了,给了他们不够车票钱了,我交出一张其中的20给了她,在她的千恩万谢中我逃也似得躲开了这个我叫过无数次婶婶的女人。